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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此次全会提出，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其中，土地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首次提出。主要是着眼于提高人们的劳动报酬与财产性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大约4亿人规模，主要来自国有垄断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比如金融行业）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互联网等行业）。从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
将土地纳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主要是着眼于提供农民的财产收益，比如加快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和转让，逐步放开城镇居民到农村购置房屋的限制。与此同时，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避免了在收储过程中的“剪刀差”，可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作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一则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二则可以激励人们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业务水平和劳动技能，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技术为例，有大量企业已经赋予技术工人分红权，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既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又可以壮大新型产业工人队伍。
知识要素的激励作用则会提高科研人员群体效能，通过提高科研人员成果收益分享比例，有效扩大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促进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已经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将数据纳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既是对现实发展的确认，也可以大大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行业的应用和发展，产生更多的职业岗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全会还提出了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
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二次分配则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但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进行的再分配。此次全会提出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
中国的税务改革已经朝着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向发展，“营改增”后营业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日前中央政府提出将消费税征收移至下游零售环节，并且成为地方的主要税种。未来，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种应该择机逐步推出。直接税有利于调节过高收入。近些年，西方国家相继面临一些带有民粹性质的内部问题，主要是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结果，并且也影响到了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问题。
过度强调分配的作用可能会影响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因此，中国不会牺牲效率而过度的强调公平与福利；同时，要想实现结构性改革，实现内生驱动发展，也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形成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
正确的做法是，既要不断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要将发展置于首要位置，在发展的过程中分好蛋糕。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收入的关键，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提高劳动技能与生产效率，投身于创新事业，强化知识、技术和能力的获取与培养，由效率决定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从而形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提升生产效率的良性循环。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