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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央主管金融的领导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这次会议，阐述各自看法，但对“后疫情”时期的风险管理具有共识。其中，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提出的“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之前”，可能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百年不遇的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为了稳定经济，避免经济陷入大萧条，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超预期的刺激政策，这些货币与财政政策虽然能在极端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稳定住金融市场并且避免更多企业倒闭，但是，在“后疫情”时期，用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话说，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无限量发行货币必然带来社会经济危机，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铁律。在美国，后遗症已经暴露出来，股市再创新高，但实体经济还陷在高失业率的泥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认为，财政金融刺激措施在初期作用甚大，边际效用逐步在递减，这样的情况不可长久持续下去。
中国在1990年代到2000年也有过财政金融刺激之后通胀压力的治理经历，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实现了软着陆，并且制定了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纪律，成为了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经验。就如郭树清所说，（刺激性政策）进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欢欣鼓舞，退出的时候可能将十分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正是基于这种担忧，中国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也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但是，为了应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也不得不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适度提高逆周期调节，稳健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灵活适度。为此，上半年已经推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量供给，包括三次降准，增加1.8万亿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预计将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此外，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也就是说，我们进行了适度的扩张性政策，尽管其宽松有限且具有结构性限制，但是，考虑到“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泛滥，市场在流动性与预期的双重刺激下可能产生风险。因此，央行行长易纲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意政策设计要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更关键的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推动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监管能力建设，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能够增强预判性，理解市场心态，了解市场动态，及早发现风险点，提前进行风险处置，避免后知后觉，积少成多后形成系统性风险。
我们有这方面的现实经验，在强化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建设与金融监管能力没有跟上，就会有影子银行快速无序膨胀，形成系统性潜在风险，处置风险则难以避免给金融市场带来震荡，考虑到金融市场预期与风险的传染性，这种治理成本过高。
因此，刘鹤副总理提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条件下，要增强预判性，理解市场心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强调宏观政策稳中有进的原则；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即是要求风险应对能走在市场曲线变化之前，最大程度上避免金融风险带来的金融震荡，实现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信息来源：21经济网）